美国突发8.1级地震：震中5公里平均海拔约-90米

50 1978年《宪法》第6自然段规定：我们要巩固和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团结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的革命统一战线。

宪政社会主义理论把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理论置于突出位置，并提出了社会主义即以公民社会为主义的重要命题，认为 公民社会对于社会主义宪政国家具有基础性地位。这些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原理，长期以来由于遭到斯大林主义的扭曲而变得模糊不清。

[6]周叶中：《宪法政治：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第7页。当限政要素遭到否定或破坏、权力不受制约的时候，就形成为暴政，必然激化社会矛盾，引发政权置换成本与社会代价巨大的政治革命，并使暴政集团遭到历史的清算。[14]秋风：《儒家式现代秩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1、230页。在马克思那里，规限国家权力、限制国家的自由以保障人民的自由的宪政不是为了防范人民的暴政，而是为了防范国家的暴政与权力的异化。宪政要素以限政为核心，不断地丰富、补充、扩展、完善，不断地与民主、共和、人权、自由、法治等相结合，开始成为政权合法性与国家现代性的集中体现。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主张从历史主义的观察视角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反对脱离具体内涵、脱离历史条件、脱离实际地运用抽象的、停滞的、片面的、僵化的思维去分析鲜活的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即便我们认为西方宪政解决不了中国问题，我们也不能对西方宪政予以简单地全盘否定，而应当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实践场域中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断地探索和开创中国式宪政建设新道路。这种偏见要么极其荒谬和无知，要么就是别有用心。另外，在《译书汇编》第1期封面的本编要目中写着行政学一种，亦即《社会行政法论》。

前者为法律问题，属于法学范围。[53]自平政院1914年成立，中国有了行政诉讼制度，至1928年底平政院退出历史舞台，虽然其审理的案件数量有限，但案件类型多样化，也涉及行政法原理的方方面面，撤销原决定、变更原处分的判决在半成以上。当然，这些都只是译语，而未作为概念使用。[27]清末的行政法教育不仅在国内的诸多学堂实施，还有诸多留学生在日本学习，并有留学生将讲义翻译成中文广泛传播。

1899年，小幡严太郎纂译、王治本校阅的《日本警察新法》在东京善邻译书馆出版，[18]这是目前可查的第一本中文行政法（各论）著作。[38]章士钊（行严）则反驳道，这些法院及其所适用的法律仅限于一类，而与普通人无关。

[42]同注33，章士钊文，第613页。世之所谓创设者，非妄即伪耳……倘是编能以抄胥之劳，为海内同治斯学者所谅，而助后进者以一苇之航，则区区之幸矣……是编出自吾师美浓部博士多年之指导……特志一言于此，以表谢意。虽然今天的行政法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社会环境和任务，但行政法学的体系仍在维续，行政法学的这一底色始终没有改变。在行政救济法方面，1914年公布了《行政诉讼法》、《纠弹法》、《诉愿法》。

吾国人民程度较之法兰西尚有逊色，其不足与英人比肩，故不待智者而后知也。这成为中国行政法学起源时的一大特色。由是观之，行政法之为名，以入英美、大陆两派学者之论潮，其意义专限于行政裁判一点。法国大革命之神即为平等。

所谓社会行政法是指规定人类文化各种事件的法律及社会发达进化的作用，而政治行政法则是指人类发达进化中国家与社会有许多相关的政治，国家执行该政治的要法。四年学制中，第一年要学习比较行政法，第二年要学习行政法。

[7]当然，要称得起中国行政法学，也不能仅仅是思想的片段或火花，而应当对中国行政法的问题展开系统的研究，形成一定的体系。用意深微，可称大陆法派之特色。

其1910年改定后的学堂章程，由清政府明令各省法政学堂仿效。除京师法律学堂之外，清末最重要的法校当属京师法政学堂。[23]值得注意的是，该文对行政法的界定及分类似侧重于文化方面，而且仅翻译了全书绪论第一章的行政法之本义与社会之本性头两节，不易理解。[5]参见汪荣宝：《汪荣宝日记》，文海出版社1991年版，第924页以下。[8] （一）行政法、行政诉讼等词汇的传入 众所周知，法国是行政法（droit administratif）的母国。[10] 有学者认为，中国最早使用行政法一词者为梁启超。

行政法的产生，一般以旨在保障人权、确立分权的宪法为前提，以个人的独立和自由为根基，大陆法系更是以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为标志。[24]参见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选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6页。

据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图书馆馆藏目录查询，最早的行政法著作大致出现于1880年代。至英美，则视公法与私法并无区别，官吏之行使政权等于私人之主张权利，处分上之争执即视为权义间之诉讼。

后来才逐渐明确了两者在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等方面的差异，将自身的研究限定于法规范的层面，进而确立了行政法学的法学属性。世论谓英无行政法者，本是瞽说，惟彼中无行政裁判耳。

民国期间，1912年10月24日，教育部颁布《大学令》，将大学分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参见：（1）陈新民：《行政法学的拓荒者——中国早年行政法教科书》，首发于1991年《司法周刊》第516、517期，收录于氏著《公法学札记》，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09-219页。中国行政法学的第一次论争发生于清末民初，系因行政诉讼制度而产生，围绕着是采取大陆法系的二元制还是英美法系的一元制而展开，波及行政法的诸多本质问题。攻击者或又以为平政院审判官由行政部进退，恐受行政部之迫压为虑，则以保障法官者保障之，必能自由裁判，无所顾忌。

[6]而要谈中国行政法学，则应该以中国行政法为研究对象，以解决中国自身的行政法问题为研究使命。[36]参见秋桐：《行政法》，《甲寅杂志》1914年第1卷第3号，第9页。

警察行政法在行政法学中的地位相当独特，可谓行政法总论研究的源头和大本营。中国古代不存在这些前提、根基和标志，这些问题直到清末才提上议事日程。

当时的多数译著都是这类讲义。在大陆法系如法兰西者，共和国也。

其中冈田朝太郎还在京师法律学堂任总教习，后来在朝阳大学讲授行政法。相形之下，白鹏飞1928年的《行政法总论》虽亦享有盛名，但难谓其独立作品。[29]1912年11月2日，教育部公布《法政专门学校规程》，规定本科设法律科、政治科和经济科，行政法为三科必修课程之一。这也表明当时的行政法学与行政学尚未明确分离。

另外，在法学教育上，清末施行的是日式的大陆法系行政法学教育。1904年，严复在《社会通诠》的译著中曾将droit administratif译为行政便宜。

不以国体而异，要视其国民程度之如何耳。[48]储亚心：《平政院》，《甲寅》第1卷第3号，通讯第1页。

此在大陆派学者视之，鲜不交口以肆非难之声矣。故较诸普通裁判所，其自由范围绰乎远矣。